alvind65的部落格

＜Chapter 3從孤獨的旅行者到多元的導覽者－劉克襄＞

劉克襄（1957-）在1996 年的〈台灣的自然書寫初論〉中，提及了有別於環保文學（本文稱環境議題報導）與田園文學（本文稱簡樸生活文學）的第三種自然書寫途徑。這些作品的特質是：「表現的語言，充滿更多的自然科學元素與知識性的描述。經常長時間定點在野外從事調查，特別強調土地現場的經驗和時空。創作者也認清自己扮演的角色，體認都市文明的無所不在，以及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這種現實性的思考和實踐，通常也是田園式文章較付之闕如的部分。」（劉克襄，1996a）

這段話恰可說是劉克襄於自然書寫實踐的自我指涉：不斷旅行、觀察、記錄，而後反芻為文字。既不棄離都市，反而在觀察中思考如何建立都市與自然的渠道，甚或於都市中尋找一個「開窗就能觀察」的可能性。並且，在經過長期觀察，投注於史料的整裝，劉克襄又以一個兼具自然知識與人文修養的導覽者身份出現。

這一章我將先略述劉克襄自然書寫的歷程，再由其階段性的轉變中觀察其書寫模式的轉變，並從中理解其在作品中透顯出來的，對應臺灣環境的環境倫理觀。

不斷把新的概念放進旅行背包：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歷程
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歷程，可以說是在不斷自我修正的變動中多向前進的。他從不拘於一種書寫模式，也極少在內容上自我重複。

21 歲的劉克襄，自費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河下游》，23 歲時因服役於海軍因此在澎湖初步接觸到鳥類，引發了興趣。退伍後他參與鳥會學習觀察的方式，1981 年開始獨自在中部大肚溪、大甲溪等流域觀察鳥類。在這些「河下游」，孤獨旅行的自然觀察者劉克襄逐漸走出屬於他的流域。

劉克襄書寫的轉向，「出現新的書寫類型」的作品，或許是頗為適當的觀察指標。不過，當他創造出新的書寫模式（或說思考模式）的同時，舊的模式仍會持續進行。也就是說，導覽者劉克襄出現後，仍存在著一個一有時間就享受孤獨旅行的劉克襄。因此，準確一點說，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模式的改變不能說是轉向，而是匯聚了新的意識、新的支流。

第一個時期約略從《旅次札記》（1982）到《消失中的亞熱帶》與《荒野之心》為止（1986）。這階段劉克襄不斷走訪各個聚集了旅鳥的「驛站」，四處觀察、記錄是他了解這些自然生命的方式。他並認為可以從中得知怎麼做，才能真正保護牠們的生存環境。在《隨鳥走天涯》（1985）、《消失中的亞熱帶》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克襄在實踐只帶著望遠鏡、圖鑑、筆記本與詩集的「蝸牛式的旅行觀察」。這時期他還寫詩，《松鼠班比曹》（1983）、《漂鳥的故鄉》（1984）、《在測天島》（1985）中的作品，雖還潛存著濃厚關涉時政的意味，但時而會將自然觀察的對象化為某種象徵，化為詩句。同時，這時期劉克襄的自然書寫，行文上仍常有「詩的意味」。《荒野之心》是較特殊的作品，與同一時期洪素麗的作品相似，這部作品是參考自然歷史雜誌中國外博物學者所寫的關於自然生態的文章，改寫而成的。其內容通常是不在場的觀察，而是一些生態記錄文獻的改寫譯述。（劉克襄，1986，頁2）但與洪素麗不同，劉克襄並未長久經營這類作品，而是朝不斷旅行觀察的路向走去。

1988 年所編寫的《探險家在臺灣》，意味著劉克襄走進第二個時期，另一條探索自然的途徑─是歷史的，人文的幽微進路。其後《台灣鳥類研究開拓史1840-1912》（1989）、《橫越福爾摩沙》（1989）這些作品，都是在處理過去旅行者認識臺灣的姿態，或者說是理解臺灣「如何被逐步認識」的歷程。這些作品顯露出兩種層次的寄託：第一，劉克襄嚮往能像這些前行的旅行者一樣，在旅途中發現福爾摩沙的豐美本質。其次，光是了解鳥名、鳥的習性、進行觀察記錄已不能滿足他，他意圖將他對觀察對象的認識，往更長久的時空裡深探。這時期的詩集《小鼯鼠的看法》，也和第一時期的詩作大不相同，作者多半是抒發對觀察對象的敏銳感知，而不是藉其依託，或引為象徵。另一部《台灣鳥木刻記實六十》（1990）則是結合何華仁木刻版畫的筆記書，文字部分是介紹性地在版畫作品旁說明鳥的生態。

《風鳥皮諾查》（1991）是國內第一部以生物知識、生態認知為背景的動物小說。它是架構在對鳥類生活背景有生態認識上的寓言。故事主人翁是探索環頸鴴英雄落地生根歷史的皮諾查，可以說是劉克襄第一時期的部分觀察，與第二時期探討歷史的姿態的一種想像性融合的化身。《座頭鯨赫連麼麼》（1993）採用的也是同一個書寫模式─對自然觀察配合自然知識具象化為一個虛擬的動物主角，而這動物主角同時也懷著書寫者的思維與觀看的姿態。此外，前兩個時期的書寫模式仍在持續進行，但有了些許的改變。《自然旅情》（1992）、《山黃麻家書》（1994）較近第一階段，《後山探險》（1992）、《深入陌生地》（1993）則是第二階段的續篇。其中《山黃麻家書》是以一個父親的姿態寫給孩子的自然書，《自然旅情》則已有將人文、自然綜合思考，並有將觀察、旅行的方式，介紹給讀者，邀讀者共遊的意向。這兩本書都象徵著劉克襄擺脫孤獨旅行者的形象，而嘗試「對孩子說」，或「對人們說」：如何尋訪觀察自然的蹊徑。